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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1、中國在宋元時期約前300年的家具發展，實則是在南北分隔且少有交流情況下的各自獨立發展。這個南北各自獨立的家具發展，隨著蒙元實現對中國的全面統治，才又融匯貫通在了一起。
2、中國的竹木雕刻工藝，在戰國時代就是主要始于南方地區，經過盛唐時期的發展最后發達于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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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上下兩期)集中討論中國漆器家具及起居文化在宋(公元960~1279年)、元(公元1279~1368年)約400年跨度內轟轟烈烈的發展。這個發展，我們認為，特別是在宋、元前后接力的公元13世紀，中國傳統家具歷經了最后的鍛造，而中國現代文明的起居方式亦在這個時候相應得以最后成型，也因此才會有在明清兩代迎來家具家居的巨大發展。
比較麻煩的是中國本身特別缺乏有關社會生活方面的史料記載，檔案工作亦遠非日本、歐洲那樣精密，1949年解放以后的中國，由于來自西方列強在安全上的威脅而采取了不同的意識形態，更將傳統文化與歷史形態的保護放在了一個次一級的戰略考量，特別是近30年社會生活與經濟發展的持續動蕩，已使中國各地區尚存的那些原始文化生態盡皆遭受破壞，而且那些本來就存世無幾的宋元髹漆家具亦皆被移挪掠劫。因此當今研究人員已幾無可能前往全國各處進行實地考察，采集實物樣本信息，于是以下作者的敘述充斥了片面知識與推測武斷，不足不敬之處請以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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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為上篇，涉及兩個方面的內容：宋、元時期家具發展背景，中原以南區域在宋元兩朝漆器及家具家居特點、技法、出土文物等介紹。
宋、元時期家具發展背景
中國在唐的初期及以前，中央政府受命于天，是統治世界的唯一權力合法擁有者。為了避免戰亂、維護穩定，政府以一個聰明模糊的外延邊界，用一種復雜的君子契約與協定，將落后邊疆地區的番人部落，帶進了中國大統一的政治軌道，并竭力維護其中的穩定與持續。這對中央政府與地方長官來說，某種程度上實是雙方既得利益上的和諧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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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到了晚唐，以漢人為主體的政治權力集團，其賴之以存的生態環境實已開始發生變化。其周邊要塞區域內環伺的是一些已然從半游牧落后狀態中發展起來的強大部落聯盟。這些部落聯盟，先后以契丹人的遼，黨項人的西夏，女真人的金，蒙古人的元為代表，各自擁有一批知人善任的精英階層，無一不以漢文字或藉由漢文字創造的其自己的書寫體系來作為書面用語，一旦中央政府的運轉出現問題，或中央政府因權力坍塌不復存在，則邊境部落的領導權力無法完好無損，又由于緣自中央束縛力的解除而更具擴張性，并因勢結成包括部分北方漢人在內的由多種族人群加入的部落聯盟。因此，中國多次被興起于北部邊疆的地方政權分割成南北對峙，直至被新的力量重新統一。這種對峙的情況在隋代有過發生并在宋元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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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特別是晚唐，約9世紀后半葉，更在長江三角及東南沿海地區，產生了總稱為“十國”的漢人地方軍閥割據。由漢人利益集團之間控制的“地區性國家”的權力割據，一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部分，她不僅造成了南方各地區巨大的文化差異，更由于北方邊境部落聯盟的壓力而導致中國北部的經濟重創，人員因戰亂大量遷徙南下，在客觀上又強化了南北多元素文化的相互沖擊交流，并加快了南方農耕與內外貿商業文明進程。于是，歷史學家總是在說，晚唐十國的重要意義超出了政治統一的內容。宋代中國的許多特征，例如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南中國沿海的大量海外貿易和新文人階層在東南的聚集，都應追溯到晚唐十國在宋建立之前所實現的約半個世紀的統治。在中原以南之宋朝的建立，應該是緣自趙匡胤過人的智慧，他以點帶面地糾集平定了晚唐十國軍閥的割據力量。于是，中國西北部就此喪失了其之前一直作為全中國政治中心的地位，而宋代中央統治集團亦因前述邊境部落聯盟的持久威脅，失去了對廣大且至關重要的北部地區的有效控制。
因此我們幾乎可以判斷，中國在宋元時期約前300年的家具發展，實則是在南北分隔且少有交流情況下的各自獨立發展。這個南北各自獨立的家具發展，隨著蒙元實現對中國的全面統治，才又融匯貫通在了一起，而宋元時期內戰前沿的黃河以及淮河流域特別是河南的開封、洛陽、三門峽地區，應該就是當時架接南北家具家居發展，匯集文化信息交流的中心緩沖地帶，因此這個區域明清兩代遺留下來的家具應該得到足夠重視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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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以南區域在宋元兩朝漆器及家具家居特點
(一)專業集約。由于中國南方商品經濟蓬勃的發展，漆器工藝進一步專業集約，產生了各種專業性的漆行店鋪。北宋時期的開封、南宋時期的嘉興、杭州是當時最為著名的漆器產地。
(二)雕漆分層縱深處理。雕漆工藝始于大唐卻成熟于宋元。宋人雕紅漆，刀法圓熟，藏鋒不露，多以金銀為胎，山水、樓閣、人物、鳥獸的雕刻依遠近的層次往縱深處理。及至元代，浙江嘉興人才輩出，特別是張成、楊茂、張敏德等漆器巨匠，剔紅巨負盛名，精品流傳至今。
宋元時代現存于地上的傳世經典雕漆實物，主要有剔紅、剔黑和剔犀，分存中國、日本及西方博物館或私人收藏，如欲一睹實物，殊屬不易。而相應的考古挖掘主要是在江蘇、福建、四川等地的北宋或南宋墓葬，發現了許多珍貴的剔犀，有鏡箱、圓盒、方盒(圖1)、碗、六角形奩、 扇子、執鏡盒、菱花形奩，不一而足。在上海元代任氏墓葬發掘，有剔紅東籬採菊圖圓盒，法庫葉茂臺七號墓出土的漆木雙陸(圖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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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戧金與描金。統稱為金漆，即用金粉裝飾漆器的工藝。戧金工藝創建于西漢，但在宋元始入最佳狀態。在漆器的表面，采用細鉤纖皺的技法刀刻劃絲，物象景致金光燦爛，甚或在戧金勾勒之間，密鉆細斑之后再填以朱漆。根據《格古要論》，元代嘉興彭君寶的戧金藝術負有盛譽，“戧山水人物亭觀花卉鳥獸，種種臻妙”。戧金文物的考古發掘成果主要有：1978年江蘇武進南宋墓葬出土4件，1991年江陰夏港宋墓又出1件。圖3為1977年江蘇武進林前南宋墓出土到的園林仕女圖戧金蓮瓣形朱漆奩。
圖4 朱漆人像 圖5 北宋早期 描金堆漆舍利函 底寬24.5cm，高41.2cm。此函為方形，盝頂，通體描金堆漆飾菊花紋和神獸等，嵌小珍珠。舍利函中部四面用金筆繪出白描人物畫各一幅。 而描金又稱泥金，指的是用金粉在漆器上的繪畫。浙江瑞安慧光寺塔出土的北宋早期描金舍利函，描金經函，廣東江南墓出土的描金漆盒是其代表作品。另有出土描金朱漆人像(圖4)與描金堆漆舍利函(圖5)。舍利函為方形，盝頂，通體描金堆漆飾菊花紋和神獸等，嵌小珍珠。舍利函中部四面用金筆繪出白描人物畫各一幅。其中有舍利瓶居中，神將侍衛，飛天環繞的畫面一幅；在此畫的左右兩側為對稱布局的梵天、帝釋、侍女等禮佛的場面兩幅；另外還有神半侍立，樂器環列，云水飄蕩的禮樂圖一幅。四圖雖各自獨立成幅，但內容連接，鮮明地表達出梵天，帝釋禮佛的主題，使畫面與舍利函的實際用途緊密地結合起來。舍利函底部有金書十二行，具盝施主名位，結尾署“大宋慶歷二年壬午歲十二月題記”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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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元 ，嵌螺鈿廣寒宮圖漆盤殘片，直徑37cm，現藏北京市文物局。 (四)螺鈿。宋代的螺鈿漆器特別是薄螺鈿新工藝非常發達，這在當時的文獻與繪畫中均有記載表現，但考古發掘與地上傳世的薄螺鈿實物及其罕見，僅只1966年在北京元大都遺址出土1件嵌螺鈿漆盤殘片(圖6)。以黃迪杞、戴光品所編《中國漆器精華》(福建美術出版社，2003年)的敘述，“該盤的螺鈿圖案為掩映在祥云茂樹和繁花叢中的三座亭臺樓閣，宮殿的細部如翹角飛檐寬敞回廊團花形窗戶，清晰可見。該圖用夜光螺精制成薄如蟬翼，長寬僅毫米的螺片，在黑漆盤上點粘而成。”
圖7 剔紅龍紋圖長方形案圖8 元，玉兔靈芝紋鏡架。寬17.8cm，高32.8cm，1964年 根據中國在中古時代藝術品工藝品之就地取材當地生產的法則，我們不難推斷這件原產于中國江南的精美漆器，不應是一件通過進口貿易從南方得到的商品，而很大程度上應是蒙元軍隊在南方所掠獲的一件藝術品被攜至北方，最后作為擁有者的心愛之物在北京元大都予以隨葬。無獨有偶，在甘肅漳縣也出土有元代早期剔紅龍紋圖長方案(圖7)，作者未見照片或實物，但根據年代的判斷，約應也是原產自江南的藝術珍品，這是因為，以張成之子張德剛為代表人物的漆器名匠輪番入京，御聘于皇家官辦的作坊，約應是明初永樂年間才發生的事情。
(五)竹木雕刻，特別是浙江東陽與廣東潮州兩地的木雕工藝。兩宋時期，一些突出特色的木雕形式在中國南方地區相繼涌現。最為著名的其一是東陽木雕，即以黃楊或其它硬木為主要材料，采用中國畫的構圖方式，以平視的人物及鳥瞰的環境，將不同時間與空間景物融入同一雕刻畫面。其二則是潮州木雕，以在作品的表面髹漆貼金出名，亦稱金漆木雕。雕刻選材有柏木楠木樟木等當地的材料，多種不限，紋飾內容采用連續構圖，以樹木山石作為分界，應用范圍很廣，有建筑中的門窗梁柱以及斗拱，還有家具上的雕刻、佛龕造像、文房用具、陳設小品等。技法有透雕與浮雕以及圓雕，在同一件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各種技法的單獨使用或一并采用。
總之，中國的竹木雕刻工藝，在戰國時代就是主要始于南方地區，經過盛唐時期的發展最后發達于宋代，這個精湛的工藝流傳，最后幾乎覆蓋了中國南方的各個區域，并惠及明清以至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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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元代金銀器的求新變化。金銀制造業在元代盛極一時，應是緣由中國北方金銀器制作的巨大影響傳播到了南方，主要是除傳統的登州、萊州產金區外以又激活了江浙、湖廣與云南各省的產金能力，黃金產量同比幾乎高出兩宋的一倍。金銀器的制作分為官作以及民作，朝野上下金銀器的使用相當靡費。
元末吳王張士誠之母曹氏墓，在當代出土有一件銀質折合式鏡架(圖8)，融合了多種金屬工藝，整體與細節設計精密細致而莊重典雅，堪稱舉世矚目的藝術珍品，是為元代最具代表意義的家具陳設重器。
此種型制的設計，在明清兩代的木制家具中并不少見，是曰明清家具乃傳承宋元舊制的有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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