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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現(xiàn)藏日本漆器一千余件，如何解釋這種現(xiàn)象？|家具篇

文 | 明清家具研習社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清檔》是內(nèi)務府所屬造辦處記載日常承領各項活計的檔案，始于雍正元年(1723年)，迄于宣統(tǒng)三年(1911年)。從檔案記載看，與雍正朝漆器制作相關的主要“作”有“漆作”、“油漆作”，間有“木作”、“雜活作”和“記事錄”等。

雍正朝漆器品種

 

成書于明隆慶年間(1567-1572年)的著名漆工黃成編撰的《髹飾錄》，按照不同的制作工藝將漆器分為14大類，101個品種。

實際上101個品種的漆器是在不同時期形成的，且每個歷史時期的重點漆器品種又有所不同。據(jù)《清檔》記載，雍正一朝制作的漆器品種有描金漆(仿洋漆)、描彩漆、金漆、填漆、堆漆、雕漆。

 

描金漆

所謂描金漆是指在漆器上直接用金描繪紋飾的做法，有黑漆描金與朱漆描金兩種。《髹飾錄》中說：

描金，一名泥金畫漆，即純金花文也。朱地、黑質(zhì)共宜焉。其文以山水、翎毛、花果、人物故事等；而細鉤為陽，疏理為陰，或黑漆里，或彩金象。

黑漆描金有如下幾件可為代表：

大清雍正年制”楷書款黑漆描金百壽字碗

在中國傳統(tǒng)觀念中有所謂的“五福”。《尚書·洪范》稱：“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壽乃五福之首，因此壽字成為各類工藝品中重要的題材之一。以壽字做裝飾古已有之，清代則更多。

器身內(nèi)外在黑漆地上飾描金花紋。外壁滿繪異體“壽”字百個，壽字沿碗壁縱橫排列，字數(shù)自下而上依次為17、23、29、31個，相加恰為百壽。

內(nèi)底中心描繪團花紋一，內(nèi)壁繪團花紋四，其間又以團壽字相間，互為對稱。足部環(huán)飾渦云紋一周。外底中心描金雙線長方框內(nèi)書“大清雍正年制”三豎行楷書款。

該碗于1925年典查號為“麗”字，查“故宮博物院院藏文物編號代字匯編”，“麗”字號的原藏地點是古董房，可見此碗之珍貴。

清中期黑漆描金嵌染牙妝奩

▲清中期，通高42cm，長42cm，寬42cm

妝奩方形，分上下兩部分。上部開啟奩蓋，內(nèi)有一方盒，用于擺放銅鏡。下部開啟兩扇門，內(nèi)又有鏤雕的兩扇小門，小門內(nèi)有對稱的四個抽屜，底部為一大抽屜，均用于擺放梳妝用物。妝奩所需銜接處均配以銀鍍金鏨花合頁及魚形扣。

妝奩的裝飾采用了染牙和描金工藝。在漆地上挖槽，將反復琢刻、打磨的各式染牙嵌件通過粘、鑲的手法填入槽中，組成多種圖案。整件器物古香古色，富貴華麗，是清中期的優(yōu)秀工藝品。

 

紅漆描金漆器代表個例可見如下：

紅漆描金四蝠九壽盒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漆作，郎中保德交喜相逢綠漆盒一件。傳旨：照此形蓋上畫壽桃二個，底子畫壽桃一個，周圍墻子畫暗八仙，再照此形蓋上畫洪福四個，周圍墻子上下俱畫壽字九個，畫樣呈覽，再有畫過的好樣子亦畫樣呈覽，照膳盒大小比膳盒小些的二樣做四十副，盒上畫暗八仙九壽四福(蝠)。欽此。

于本月十九日畫得捧盒樣一件，保德呈覽。奉旨：照樣準做。欽此。于九月二十九日做得八仙慶壽彩漆捧盒四十個并原樣捧盒一件，郎中保德呈進。

故宮現(xiàn)存此式捧盒25件。

盒最大直徑55厘米，盒為桃形，通體紅漆地描金蝙蝠、桃樹紋，盒內(nèi)有九個桃形小盤和一個六瓣形盒，無款。從檔案記錄推測，此盒應為織造那爾泰進貢：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油漆作，太監(jiān)劉玉、張玉柱交來桃式攢碟盒十二個，系織造那爾泰進。

傳旨：此盒外形好，但盒內(nèi)桃碟顏色俱不好，交給海望應有收拾處酌量收拾。欽此。于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收拾得桃式攢碟盒十個，郎中海望交清茶房太監(jiān)李英收訖。

 

雍正朝《清檔》中將描金漆一律稱為“洋漆”或“仿洋漆”。“洋”指中國的鄰居日本，顧名思義“仿洋漆”即是指仿日本的漆藝。

▲明萬歷 黑漆描金雙龍紋藥柜，高94.5cm，橫78.8cm，縱57cm

中國的漆藝悠久燦爛，為何要仿日本漆呢？故宮博物院現(xiàn)藏日本、琉球漆器一千余件，它是通過何種途徑進宮的呢？

據(jù)記載，日本人認識漆和漆的特點，并把它用于裝飾器物已有4000年的歷史，真正的做成漆器，是在公元7世紀。公元9世紀，日本發(fā)明了“蒔繪”漆器，就是我們所說的描金裝飾漆器。

明永樂、宣德時期，中國與日本簽訂過兩個條約，規(guī)定日本每十年向中國宮廷進貢一次，貢品中就有漆器一項。到了清代，大清王朝對日本實行海禁政策，康雍乾時期與日本沒有官方貿(mào)易關系。

但因中國最高統(tǒng)治者喜歡日本漆器，臣子投其所好，購買進貢給朝廷，而此時的日本漆器則作為民間貿(mào)易品之一，不斷輸入中國沿海地區(qū)。

▲明萬歷 黑漆描金嵌銀螺鈿龍紋箱，高81.5cm，寬66.5cm，縱66.5cm

萬歷時還有一種“彩金象”的漆工藝，即用深淺不一的金箔粘著的做法。正如明代楊明對《髹飾錄》作注所說：

泥薄金色，有青、黃、赤，錯施以為象。

這種“彩金象”的做法使花紋具有較強的層次感和立體感。描金技法在清代康熙時期更被繼承，雖無此間的署款漆器，但仍能從紋飾中辨別出康熙朝描金漆器的風貌。

▲清雍正 黑漆描金山水樓閣圖手爐，通高14cm，長18.4cm，寬12.9cm

 

為擴大“洋漆”的制作規(guī)模，雍正七年又蓋了新的“地窖”：

奉旨：園內(nèi)地方蓋造似覺不便，爾酌量或在西山，或在外邊選地方蓋造。欽此。隨文奏稱，若在西山選地方蓋造，路途遙遠奴才難以照看，欲在造辦處相近地方蓋造等語，奉旨：好。欽此。

于本月二十四日做得仿做洋漆活計地窖合牌小樣一件，郎中海望呈覽。奉旨：南面窗戶若開大，仍還透灰，砌磚時開一小窗戶。欽此。

雍正一朝的描金漆器得到了皇帝的重視與推崇，是對明及康熙朝描金漆器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展。

 

描漆

描漆是傳統(tǒng)漆器中最常使用的漆工藝，即在光素的漆地上，用各種色漆繪出花紋的做法，又稱“彩漆”、“描彩漆”。清代漆器中，具有清康熙朝風格的描彩漆有牡丹紋長方幾。雍正時期的描彩漆漆器較多，有款、無款作品兼而有之。具“雍正年制”款識描彩漆如下數(shù)件代表：

清 雍正款紅漆描彩雙圓式盤

▲清 雍正款紅地描彩雙圓式盤

檔案有記：

雍正元年正月初四日漆作，總管太監(jiān)張起麟交海棠式茶盤一件。傳旨：照此盤大小改做雙圓式朱紅漆畫二龍戲珠花樣茶盤幾件。欽此。本日總管太監(jiān)張起麟啟知怡親王，奉王諭：照此茶盤大小多畫樣子幾張，看準時再做。

雙圓式漆盤北京故宮僅藏一件，而從檔案記錄看此雙圓式盒當時是制作了很多件的。

清 雍正款彩漆描金云龍紋菊瓣式盤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漆作附油作，首領太監(jiān)杜進朝交來菊花瓣式彩漆五龍捧壽盤一件，說總管太監(jiān)呂具朝傳，著照樣做十件。記此。于九年十一月初一日照樣做得紅漆菊花瓣式彩漆五龍捧壽盤十件并原樣盤一件，柏唐阿李六十交首領太監(jiān)徐進朝持去訖。

故宮現(xiàn)藏有此菊瓣式盤9件。

紅地描彩漆花鳥圭式盤

▲清 雍正款紅地描彩漆花鳥圭式盤（之一），長33厘米，寬18厘米

檔案記：

雍正三年，正月初八日，總管張起麟交圭式紅漆盤一件，說怡親王諭：著照樣放長五寸，做十個，底子照紅漆盤內(nèi)花樣改畫。欽此。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做得圭式紅漆盤十件并原樣盤一件，首領太監(jiān)程國用持去交清茶房太監(jiān)李英收訖。

圭式盤仿照玉器的形制，雖都以花鳥紋裝飾，但花與鳥的紋飾細節(jié)及布局略有不同。

▲清 雍正款紅地描彩漆花鳥圭式盤（之二），長33厘米，寬18厘米

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批無款描彩漆作品，過去均籠統(tǒng)將其定為“清中期”或“清乾隆”，通過近十年的研究，我們可以肯定地認為其中有些無款描彩漆漆器是雍正朝造辦處的作品，如：

黑漆地描彩漆喜相逢圓盒

▲清 黑漆地彩漆描金喜相逢紋圓盒，口徑12.7厘米，高7.5厘米

盒形周正，盒面用橘紅色、灰綠色和金色描繪雙蝶對舞，盒內(nèi)黑漆地灑金。除此之外還有黑漆地描彩漆梅花紋方盒、荷花紋方盒、花鳥紋長方盒等。

 

螺鈿漆

早在商周時期螺鈿漆器已開先河，到唐五代時是其發(fā)展的高峰，因螺鈿漆器署款者極少，故其斷代始終是漆器研究中的一個難點。

傳世的清代螺鈿漆器中除署康熙款的幾件家具外，僅有的一件署款螺鈿漆器就是瓷胎黑漆嵌螺鈿山水紋杯托，杯托為白瓷，底有“大清雍正年制”款，盤內(nèi)嵌螺鈿已殘缺，所飾軟螺鈿山水人物景，五光十色，做工精妙。

▲清  黑漆嵌螺鈿花蝶紋架子床，高212cm，長207cm，寬112cm

 

《清檔》中沒有找到雍正朝制作螺鈿漆器的記載，只有制作瓷胎退光漆碗的記錄，可惜現(xiàn)在沒有看到實物。

 

金漆

《髹飾錄》中談到金漆的特點：

金髹，一名渾金漆，即貼金漆也。無癜斑為美。又有泥金漆，不浮光。又有貼銀者，易霉黑也。黃糙宜于新，黑糙宜于古。

金漆即是在器物上貼金的做法。貼金的方法有貼金、上金和泥金。清代以金漆制成的漆器最著名的就是陳設在太和殿中象征皇權的金漆龍紋寶座、屏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十幾件雍正款金漆地描黑漆纏枝蓮紋盒，器型周正，金色明亮，紋飾活潑，盒底有雙桃紋，并書“雍正年制”款。

▲清 雍正款金漆地描黑漆纏枝纏枝盒子及盒底“雍正年制”楷書款識

而此類有準確紀年的金漆地描黑漆紋飾漆器，雖制作年代無疑義，但在雍正檔案中卻沒有找到明確的記錄。

 

描油

描油是以油代漆，在漆器上畫出花紋的做法。以油與以漆描繪的不同之處在于，油可調(diào)制出任何顏色，描油色彩變化多，紋飾絢麗多彩，可取得描漆達不到的藝術效果。

▲清雍正 描金彩漆包袱式紋長方形盒，高12.1cm，長22cm，寬11.5cm

描油的做法早在戰(zhàn)國時就已使用。據(jù)考證，戰(zhàn)國時用桐油或蘇子油來調(diào)制漆，明代則使用密陀僧調(diào)油漆。

《髹飾錄》中談到描油的特點為：

其文飛禽、走獸、昆蟲、百花、云霞、人物，一一無不備天真之色。

▲紋飾雖以描金為主，但“包袱”部分的錦紋卻為描油漆器，色彩醒目艷麗，說明雍正朝造辦處確實制作過描油漆器。

故宮博物院藏雍正款描油漆盒十幾件，口徑在50厘米左右，過去一直認為是描彩漆作品，這次經(jīng)認真辨識，可以確認是描油漆器。盒為香色地，通體用紅色、橘黃色、白色、綠色、粉色等描繪花紋，盒底繪雙桃及“雍正年制”款。

這十幾件盒除一件盒面能夠辨認出繪雙桃紋外，其余因其描油的顏色或脫落或變色，原有花紋已模糊一團，皆無法辨認花紋具體形狀。這應是所用“油”的質(zhì)量不過關造成的。這批帶有“雍正年制”款的描油漆器在檔案中沒有制作記錄。

 

填漆

《髹飾錄》曰：

填漆，即填彩漆也。磨顯其文，有干色，有濕色，妍媚光滑。又有鏤嵌者，其地錦綾細文者俞美艷。

由此可知，填漆有“磨顯”與“鏤嵌”兩種方法。

▲清乾隆 填漆戧金鳳紋蓮瓣式捧盒，高15cm，口徑32.5cm

填漆的做法為：

漆胎上髹漆以后，在漆面上雕淺而平的陰紋；雕成之后，以所需的色漆填入陰紋，填入之漆需濃厚，或高出漆地表面，經(jīng)磨顯才能與原漆地平滑一體，再經(jīng)推光而成。填漆作品表面平滑、光亮，用手撫摸細膩潤滑，具有完美和諧的藝術效果。

▲清早期 填漆戧金龍戲珠紋宴桌，高86cm，長135cm，寬101cm 

 

雍正檔案中有過三次制作填漆的記錄：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漆作，怡親王交填漆花盤二件，王諭：照此樣做二件，俟呈覽活計時要用，于九月二十八日做得，呈進訖。

雍正元年三月十四日漆作，怡親王交舊填漆小圓盒一件，王諭：著照樣做一件。遵此。于十月初十日照樣做得填漆小圓盒一件并原樣漆盒一件，怡親王呈進。

雍正八年正月初四日漆作附油作，首領太監(jiān)薩木哈持來填漆入角長方盤一件，說太監(jiān)王守貴傳，著照樣做二件。記此。于十月二十七日，照樣做得填漆入角長方盤二件，柏唐阿李六十交太監(jiān)馬進忠持進，交太監(jiān)王守貴收訖。

以上三條檔案清楚地交代了制作填漆的具體情況，遺憾的是現(xiàn)在很難從清宮遺存的漆器中將其分辨出來

 

雕漆

雕漆是中國漆器發(fā)展史中最重要的發(fā)明與創(chuàng)造，據(jù)載，雕漆始于唐代，宋元明清均有制作。而有清一代，雕漆只在乾隆時期得到高度發(fā)展。

▲清紅雕漆云龍紋羅漢床，高108.5cm，長231cm，寬125cm

雍正四年檔案中有要求制作雕漆的記錄，但沒有結(jié)果：

雍正四年三月十三日油漆作，員外郎海望持出雕漆荔枝盒一件。奉旨：此盒做法甚好。著問家內(nèi)匠役，若做得來，照此樣做幾件。將原樣擦磨收拾仍交進。欽此。于本月二十七日收拾得雕漆荔枝盒一件，員外郎海望進訖。

 

▲清乾隆 紅雕漆“五蝠捧壽”鼻煙壺，口徑1.9cm，高7cm

而五年的檔案中則記錄有制作出雕漆的記錄：

雍正五年九月十一日牙作，據(jù)圓明園來帖內(nèi)稱本月初十日郎中海望持出雕朱漆小圓盒一件。奉旨：著照樣做圓盒一件，欽此。于六年五月初四日，做得雕朱漆小圓盒一件。怡親王呈進訖。

這條記錄可以清楚地看出雕漆盒是由牙作工匠完成的。

 

雍正皇帝45歲登基，此時大清國有很多大事要事等待他處理和定奪，可謂日理萬機。但百忙之中的雍正帝卻對造辦處制作的“物件”非常有興趣，幾乎每天都要過問，并提出很多具體的“要求”，不像是皇帝，倒更像是“總監(jiān)”。

▲雍正帝讀書像軸

雍正皇帝對漆器制作的要求是“精細”、“文雅”、“入骨”。這一點從雍正漆器中得到了最好的印證。

我們現(xiàn)在已無法理解，為什么高高在上的皇帝對這些區(qū)區(qū)小事如此上心，后人只能揣測，雍正皇帝也許用這種“養(yǎng)眼”的方式，緩解來自理政方面的壓力。

在漆器研究中有一個值得探討的現(xiàn)象：

就是有些有明確款識的雍正漆器，如雍正元年吉月款的“黑漆描金云龍紋長方箱”；有些無款漆器過去認為是乾隆的作品，但在雍正檔案中卻又有明確記錄，使我們的認知有了提高，如黑漆描金包袱式盒；

有些無款漆器明顯地具有雍正風格而無記錄，如描彩漆荷花紋方盒等；

還有一些有款漆器，像描油漆盒、金漆盒、螺鈿盤等，數(shù)量巨大、且是標準的宮廷風格的漆器，卻在檔案中找不到只言片語的記載。

如何解釋這種現(xiàn)象？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琺瑯作，郎中保德奉旨：嗣后凡有所做物件有可以刻得年號者即刻年號欽此。

這是雍正二年的圣旨，胤禛的指示清楚明確，然而我們今天看到的文物卻與這條記錄有距離。特別是雍正朝的器物，如前述四種情況非常突出，實際上不僅是漆器類，其他類別的文物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

這種情況說明，一方面我們今天看到的造辦處制造檔，僅僅是當時制作器物的一部分情況，其記錄并不全面；另一方面造辦處工匠自己主動給皇帝制作的物品并沒有記錄；再者，檔案記載的制作某件東西，大部分情況下描述得很模糊，使我們今天無法將其與所見文物一一對應起來。這一點是在利用造辦處檔案研究清代各類文物時不容忽視的。

參閱：

【1】《清宮造辦處檔案總匯》,人民出版社,2005年.

【2】王世襄：《髹飾錄解說》,文物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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