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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家具研習社 |
對于晚明的文人來說，家具已經突破了實用性，成為新的審美風尚，這是一場家具與文人的雙向奔赴。
明中期以后，文人的博古活動逐漸剝離了宋代以來濃重的理學意味，將其從枯燥的經史研究之中解脫出來，使收藏成為一項單純的審美文化活動。隨著明代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世俗階層的壯大和社會階層流動性的改善，收藏活動已不僅是少數精英階層的專屬，喜好收藏的人群越來越廣泛，幾為一種全社會的風尚。
米芾在《畫史》中曾將收藏分為“鑒賞”和“好事”兩類，明代收藏之風盛行，而好事者遠多于鑒賞家。其中好事者大多是些富商賈客或世家子弟，在收藏市場上，文人難以與財力雄厚的商賈相匹敵，這些新貴們但聞有珍貴器物往往不問價錢，揮金爭買，一些古玩便紛紛堆于富人之櫥麓。
商人收藏或是為了附庸風雅裝點門面，或是為了轉售獲利，但由于他們缺乏鑒賞的能力和水平，不了解文物的審美價值，買來的許多古董只能束于架壁而任其朽蠹。博古原本是文人之間酬酢交流的一項文化雅事，現在卻變成比拼財力炫耀身份的手段，如此一來，文人們的失落之情也就難免了。
李漁在《閑情偶寄》中說：“然而粗用之物，制度果精，入于王侯之家，亦可同乎玩好；寶玉之器，磨礱不善，傳于子孫之手，貨之不值一錢。”
沈德符曾記這樣一則軼事：有骨董商曾攜一大掛幅向他求教，畫中重樓復殿，巖泉映帶，一美嬪袒露半身而群女環侍。沈德符告其此乃《楊妃華清賜浴圖》，可署李思訓所畫，骨董商大喜而去，后為一官員以百金買去，其實原畫止值一金。
李思訓是繪史上鼎鼎有名的大家，“大小李將軍”的作品歷來是收藏家競逐的對象，而且李思訓為楊妃之前的人物，絕不可能描繪其事，沈德符故作此說原含有譏謔的意味，卻不料買賣雙方竟都缺乏常識、無人識破，此畫竟被當成真跡以高價成交。鑒賞家們面對此景真不知當做何想。晚明的收藏人群范圍擴大，而收藏風氣漸趨由雅轉俗于此可見一斑。
原本古玩的數量只會不斷減損，但由于收藏者的數量急劇增加，真品和精品變得更加珍貴，人人家中琳瑯滿室的三代彝器和晉唐書畫，其真實性往往存疑。因此，沈德符才說：“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
袁宏道曾言：“世人但有殊癖，終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縱使易之,亦未必有補于品格也。”欲稱“名士”，除了要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不知外境、不通時務以外，袁宏道于此處又增加了一項重要的標準：“殊癖”，并通過林逋好梅和米芾愛石二例示人，說明此癖不僅要“癡”，還須得“殊”。
為了求“殊”，一些收藏大家把時人的作品也括于秘府之內。王世貞就曾記錄了這一現象：“書畫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以逮明沈周，價驟增十倍。窯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明人將時人制作的器具也作為文玩收藏，從而出現了“時玩”這一新名詞，宣德的銅器、成化的窯器、果園廠的漆器等都是收藏者競相爭購的時玩。
家具也是在這一背景下成為一種受人追捧的時玩，李漁論及家具賞玩曾言：“器之坐者有三：曰椅，曰杌，曰凳。三者之制，以時論之，今勝于古。”商人在收藏之事上，大多需要依仗文人的專業意見。于是文人成為文玩收藏、鑒賞、品評方面的權威，而且，他們的這一地位隨著文玩市場的繁榮和收藏群體的不斷擴大而愈加鞏固。
中晚明文人追求獨特品位的“時玩”，從而使得明代收藏的種類較之于以往更加廣泛，這由不同時期的博古鑒賞著作中亦可稍窺端倪。
《洞天清錄集》為南宋趙希鵠所著，記錄宋人收藏好尚的狀況，書中羅列了古琴、古硯、古鐘鼎彝器等十一個條目。曹昭所著《格古要論》約作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可視為元代古玩收藏的一個總結，已增至十三卷，且每一卷中又包含多個條目。
及至晚明文震亨編寫的《長物志》，所涉及的內容從室廬、花木、水石到幾榻、禽魚、香茗等林林總總無所不括，被認為是明代中晚期文人博古喜好的指南和全面反映，全書雖僅十二卷，但每一卷下又分為諸多條目，種類遠比前書更廣。
家具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成為一種收藏品而受到追捧的，文震亨的《長物志》分別在卷六“幾榻”、卷七“器具”、卷十“位置”等多處，對家具的結構、尺寸、材料、功能等方方面面都做了比較詳細的品評，給出了明確的優劣評判和賞玩標準。
必須了解，“長物”即為多余、無用物之意，若說花鳥蟲石確是一種“長物”，還可理解，但把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實用功能極強的家具也列為“長物”之屬，則無疑代表了作者的個人傾向。
文震亨在書中論及家具處還特別強調：“余所以列此者，實以備清玩一種，若必按圖而索，亦為板俗。”更加明確了其認為家具在此已與花木一般確實是一種“清玩”無誤。可見，晚明時期，家具已經成為文人收藏的一大類別，對于當時的文人來說，家具已經突破了實用性的局限而具有了審美的價值。
家具沒有被當作收藏品，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于家具的實用功能過于突出，無法將其從生活器具的范疇剝離開來。但自明代中晚期以來，家具的收藏價值開始顯現，這有當時社會的奢靡風氣的影響。
在江南地區，無論貧富在衣食廬舍、服飾車輿上無不極盡華美，張瀚就指出：“毋論富豪貴介，紈綺相望，即貧乏者，強飾華麗，揚揚矜詡，為富貴容。”江南市鎮在嘉靖中葉以后逐漸掀起一股建宅修園的潮流，“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營治一園。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贏，尤以此相勝。”縱是一般的百姓，無力修造大型園林但至少也要把家中精心裝飾布置一番。
蘇州拙政園舊照
園林豪宅建造完成之后當然也必須要用能與之相稱的家具來搭配才能顯出氣派，《見聞雜記》中就記載了一蕪湖關的稅官“治第太侈，制一臥床，費至一千余金”的事。
對家具選擇、使用的考究，也被當時的小說家記于筆下，如《金瓶梅》第四十九回，胡僧觀瞧西門慶家中“正當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著絳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周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筋的交倚。”
清 《胤禛行樂圖冊·書齋寫經頁》 故宮博物院藏
而且不惟官家大夫，中下階層的人等在家具的配置上也毫不馬虎，正如范濂所云：“細木家伙，如書棹禪椅之類，余少年曾不一見，民間止用銀杏金漆方棹，自莫廷韓與顧宋兩公子，用細木數件，亦從吳門購之。隆萬以來，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
姚廷遴在《歷年紀》中描寫明代松江收藏風氣之重時也說：“至如極小之戶、極貧之弄，住房一間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畫古爐、花瓶茶具，而鋪設整齊。”
家具的收藏功能同樣體現在它的交易地點上。這一時期，家具買賣開始進入文玩市場，從故宮博物院所藏《上元燈彩圖》中我們就可以見到這樣的景象。
《上元燈彩圖》大約繪制于萬歷至天啟年間，描繪的是當時南京上元節集市的景色，所畫之地為秦淮河以北過三山街的內橋一帶。這一地區是當時南京城的文玩書市，畫中景象十分熱鬧，各式珍器古玩或陳列懸掛，或擺放于地攤；各色人物或手捧器物摩挲賞玩，或與貨主交談詢問。
畫中所繪書畫瓷玉、鎏金佛像、花木奇石等無所不括，其中竟然也出現了不少銷售家具的店鋪和攤販。
而且圖中對于家具的描繪十分詳盡，包括架子床、羅漢床、幾、案、桌、凳、箱、插屏、帽椅等等。從所著顏色來看，有的像是紫檀制成，有的還鑲嵌大理石。
家具最初凸顯其收藏價值，用料考究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當時的家具普遍使用紫檀、花梨、烏木等各種名貴材料制作，“紈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貴，凡床廚幾棹，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極其貴巧，動費萬錢，亦俗之一靡也。”
由于硬度很高，用硬木做家具需要比用一般木材制作耗費更多的人力和工時，加之在裝飾上精雕細刻，工藝復雜，是以價格昂貴。但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受到了新興富裕階層的青睞，一些工藝精美、制作精良的家具從而開始具有了收藏的價值。
權貴對于家具的收藏當然會比一般人更加講究。據《天水冰山錄》記載，嚴嵩獲罪后，從其袁州、南昌、分宜等地的家中抄出的各式家具包括桌、椅、案、榻、床、屏、櫥、柜等共計八千余件，這一數字顯然已超出了家中的正常所需。
《天水冰山錄》書影
其中有一部分名貴的家具被要求直接解赴戶部，其余一些普通家具則變賣為銀錢之后再行解送。變賣為銀的家具或許些是價值不高的實用物品，但直接解赴的那一部分應該相當珍貴，主要是各式髹漆屏風、螺鈿屏風、倭金屏風和大理石螺鈿床等物品，工藝較為復雜，每一件都價值不菲。
嚴氏父子雖然貪吝，但在博古鑒賞方面卻有著極高的造詣，在明代的收藏史上也據有重要的地位，絕非一般的好事者可比。嚴氏父子這樣極有收藏品味的鑒賞行家能夠收藏家具本身就已經證明了盡管在文化價值上與書畫等相比還較遜色，但家具的收藏功能已經得到了文人的普遍承認。
中晚明的文人科舉壓力越來越大，土地兼并現象又十分嚴重，文人的生活失去了依靠，引得不少士人學子放棄舉業，投身于其他行當。
利用文化優勢換取生活所需是他們通常的自養手段，在“倚商事文”的情況下，商賈成為文人謀食的主要服務對象，以至于“山人”滿目成為中晚明社會的一景，文人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在時人的眼中幾乎與“泥匠”“木匠”無異，私下里已有“學匠”之稱。
中晚明以新富商人為代表的世俗階層在各方面對文人的不斷追隨和模仿，已經在客觀上侵蝕了過去文人專屬的文化領域。
文人們獨創獨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風格已被其他階層全面的附會，其隱秘的精神世界也有暴露在世人面前為人隨意窺探消遣的危機，深處世變中的中晚明文人亟須再次確立屬于自己的風格體系以構建與其他階層相區分的等級性身份認同標志。
失去了政治和經濟地位的文人們唯一還能保持的恐怕就是他們在文化領域上的優勢。于是創設一種與眾不同的文化風格，就成為他們凸顯自身價值和社會功能最有效的手段，塑造出一種專屬的生活品味也成為文人階層之間互相體認和對抗身份焦慮的方式。
在財力上無法與商賈相比較的情況下，真偽不再是判別器物收藏價值的唯一標準，審美內涵、文化理想和精神追求成為判別文物優劣的新標準，成為他們文化話語權的表現和核心內容，文人“以自己的文化理想和文化人格為雅，體現了知識分子的文化理念和精英意識。”
在這種情況下，過去被視為一種實用物的家具受到文人的青睞，作為一種身份認同的載體而成為一種新興的收藏品，它能成為全社會追捧的對象便順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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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杜游《晚明家具收藏的興盛與成因》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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